近期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纸调查，把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发展中国家，一股脑全拉进了“301条款”。在此之前，印度出口的光伏电池和组件，已经被美国征收了高额关税。看起来，这像是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主义”的老调重弹，但细究起来，这次他要针对目标的已经不只是中国了。美国正在以“结构性过剩产能”为由，对全球16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同时开火，从中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韩国，到印度、孟加拉国、印尼、越南，一个都没落下。
对此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最近刊登一篇评论文章，作者扎伊纳布·乌斯曼认为，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赖以翻身和上升的“出口导向工业化”路径，正在变得越来越窄、越来越陡，甚至有可能会被彻底封死。因为历史上所有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工业国，几乎没有例外，走的都是同一条路，即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工业品，卖给富国的消费者，用贸易顺差积累资本，再一步步爬升产业链。
英国这么干过，德国这么干过，韩国这么干过，中国也是这么干的。经济学家早就证明过，进入富裕国家的市场，能让企业提升生产率、改进质量、推动技术升级，工人工资跟着涨，国家经济跟着转型。
但现在，这条路的尽头似乎亮起了红灯。特朗普的关税战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那一部分。今年2月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驳回了特朗普政府滥用紧急关税权的做法，但白宫立刻又转向了“301条款”等其他法律工具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“结构性过剩产能”调查，已经把标准从“你有没有违反贸易规则”，升级到了“你有没有贸易顺差”。换句话说，以前是其他国家是因为违规了才挨美国打，现在是你只要出现了贸易顺差就要挨打。积累顺差本身成了一种原罪。
不仅仅是美国，欧盟也没闲着。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已经上路，进口商要为产品的碳含量买单。印度和南非已经放话要告到WTO，但WTO的上诉机构早就停摆了，告了也是白告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CBAM不只是环保政策，而是一道新的市场准入门槛。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，碳排放监测能力不足，连怎么算这笔账都搞不清楚，就已经被挡在门外了。
更麻烦的是，就算发展中国家想转向中国寻找替代市场，这条路也不好走。中方确实给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零关税待遇，跟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联系。但问题是，中国自己并没有退出低端制造业。服装、鞋类、家具、玩具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，中国生产商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竞争者。在第三方市场上，中国制造更是无处不在。发展中国家想依托西方的“中国+1”战略来复制当年中国的奇迹，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。
过去，中国舆论场上曾经流行过一个观点，叫“中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工业大国”。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十分夸张，但结合《金融时报》这篇文章来看，或许还是有一定逻辑合理性的。
第一个逻辑合理性是产业梯度转移的窗口已经关闭。按照传统的“雁行模式”，产业应该从高收入国家逐级转移到中等收入国家，再转移到低收入国家。日本当年把纺织业转给了“亚洲四小龙”，四小龙又把组装业转给了中国。但现在，中国同时占据着中低端和正在冲击高端，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规模效应形成了巨大的网络壁垒。越南、孟加拉可以承接一部分转移出来的产能，但想要像中国那样建立从一根针到一架飞机的完整工业体系，几乎不可能了。
第二个逻辑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“容忍度”已经清零。以前发达国家虽然也会搞贸易保护，但总体上愿意用市场换稳定，容忍后发国家积累一定的贸易顺差。单现在不一样了，美国已经把贸易顺差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，欧盟用气候壁垒变相限制进口。后发国家想要靠“卖衬衫换飞机”来完成原始积累，富国会直接告诉你：“不行。说了不行，就是不行。”
第三个逻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游戏规则。自动化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技术，正在快速削弱“廉价劳动力”这个后发国家唯一的比较优势。一旦发达国家的黑灯工厂能以比发展中国家更低的成本组织生产，那么后者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。中国之所以会被认为是“最后一个工业大国”，就是因为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后的风口，用十亿级人口的规模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。而现在，这个历史窗口已经关上了。
那发展中国家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吗？这倒也不尽然。乌斯曼在文章提到了两个方向：一是区域市场，比如非洲大陆自贸区和RCEP，可以在内部创造更大的市场；二是战略性谈判，用关键矿产、战略港口、本土消费市场做筹码，去换取投资、技术转让和基础设施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关税优惠。说白了，就是以前你可以靠勤劳和廉价翻身，现在你得靠资源和筹码博弈。
这样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同样深远。外部上升通道收窄，恰恰印证了中国“双循环”战略的前瞻性。随着大进大出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，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回国内，依靠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来驱动增长，就不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必选之项。但同时，转型也意味着压力。2025年，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，这个数字在创造历史的同时，也在加剧外部的反弹。随着全球市场的上行电梯开始分层甚至停运，中国作为最后一个挤上去的乘客，既要应付车上人的排挤，又要面对车下人的追赶，处境并不轻松。
所以，《金融时报》这篇文章的真正警示，不只是给发展中国家的，也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已经上车的人。旧全球化的规则正在瓦解，新的规则还没有成型。在这个过渡时期，没有谁的处境是绝对安全的。发展中国家上升通道正在被堵死，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；而中国作为可能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大国，接下来要面对的，也将是更加孤独也更加艰难的下半场。
文 | 欧阳立祯 硕士研究生、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，高级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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